气候变化的NGO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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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9-28 12: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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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变化：中国问题诊断 腾讯财经按 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刺眼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达成国际共识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并非最有效的方法。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校园举办的联合论坛上围绕各种解决方案展开了辩论。尽管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所有与会者一致认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 – 中国和美国 – 有责任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这件事说易行难。 去年12月份哥本哈根峰会的失败让人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刺眼的事实，其中之一就是，通过达成国际共识来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等问题并非最有效的方法。从角逐国家利益到技术知识匮缺之争，再到由谁来为环境恶化买单的跨国争论，从全球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挑战层出不穷。但是，在全球气候变化方面未达成协议的背景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3月9日，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教授们在清华的校园内联合举办了一场题为“走向可持续的未来：跨文化研究和技术创新”（Cross-Cultural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的研讨会。尽管来自不同的专业领域，但所有专家一致认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碳排放国家 – 中国和美国 – 有责任为其他国家树立典范。这件事说易行难。 “在某种程度上，环境问题的两大来源国正是寻求解决方案时的两大[障碍]，”宾夕法尼亚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雅克·德里斯勒（Jacques DeLisle）说道，“在这方面，美国和中国的问题尤为突出，而且有着很多复杂的异同点。” 他指出，最大的问题在于，在清理已经造成的破坏以及采取措施来实现更加绿色的未来方面，两个国家应当肩负何种程度的责任？答案并不简单。德里斯勒指出，按中国的经济规模来看，中国提出的降低40%至45%的碳浓度只是一个很普通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也在责难逃 – 美国的许多消费品都产自中国，美国难道不应当对中国的环境恶化承担部分责任吗？ 德里斯勒和其他法律学术专家一致认为，虽然责任问题错综复杂，但还是有希望的。如今，美国对国际法方面的态度比过去十年要友好得多，国内新一代的绿色捍卫者在促进环境议程时也比他们的前辈更加积极果断。在中国，政府已认识到环境恶化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风险，尽管环境方面的法律仍显薄弱，但是已经从原先较低的基准快速提高。中国政府最近亦将可持续发展定为国家的核心利益，对从地方政府到政府间组织等各个部门起到了积极的激励作用。 雷声大雨点小 清华大学法学教授、环境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明越指出，目前在国际范围内，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法律措施来应对棘手的气候改变问题。全球的法律“看上去很美”，但在施行方面却存在不足，特别是由于各国对法律本身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 而在国家范围内，此种情况也只不过是差强人意，王教授补充道。中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国家领导人日益认识到加大环境保护力度的重要性，因而出台了一系列与环境有关的法律。但是法律总是“雷声大雨点小”，王说道。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环保意识仍然很低，导致此等法律的施行不利。王指出，需要呼吁许多利益相关者对此采取行动 – 包括政府部门、政治家和企业高管 – 以增加他们在环境问题中的参与。 宾大沃顿商学院法学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环境领袖计划主任埃里克·欧茨（Eric Orts）指出，为此，“不能只从一个角度来解决问题。”例如，解决诸如水资源短缺等问题需要的不只是科学研究，还需要商业解决方案和严格有力的法制框架，他说道。 人权问题也需考虑在内，清华大学法律学教授李兆杰（James Li）补充道，因为气候变化影响着食品安全及公共和个人健康与安全。“如果再不进行变革……人类早晚要灭亡，无论贫穷或富裕、强大或弱小。” 但是，变革的基础应立足本地而非国际，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曹静认为。这也是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对当地的污染与全球碳限制之间进行协调。以国内正在讨论的是否征收碳税为例。目前，中国70%的能源来自煤炭。碳税可能会使煤炭涨价，使那些较为环保的其它类型的燃料更具吸引力，从而最终减少碳排放，曹说道。此外，“根据数据模拟显示，[此类税收]对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影响不大。”获自该税收的资金可以用于研发和教育投资。“作为经济学家，我们非常乐观。我们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她说道。 进入非政府组织 要改善中国以往的环境表现，方法之一是为非政府组织（NGO）提供发展空间，并鼓励扩大民间社会，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国际项目主任艾米·嘉士登（Amy Gadsden）表示。她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改善基层环境教育，同时发挥政策监督机构和新思想孵化器的作用。 在美国，民间部门已经成为许多变革的源头。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加大了他们作为环保问题的公众代言人的作用。这些民间组织汇集了优秀的科学家、政策分析师等专家，他们提出重要而棘手的问题，在推动立法和提起诉讼以加强施行力度方面发挥重要角色，嘉士登说道。 在中国，当今政府容许非政府组织的存在，但他们未必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尽管民间社会在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19世纪末20世纪初，晚清政府因需要在武汉进行城市扩建而掏空了国库，此时，私人团体介入并帮助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建造桥梁和公路等。 嘉士登认为，城市化、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为现代中国的民间社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虽然中国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未参与公共工程项目，但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填补社会需求和国家供应之间的空白。 但是，中国政府在如何管理非政府组织方面仍举棋不定。目前，“政府选择用一种体制来敷衍了事，对民间组织的发展采取既不禁止也不鼓励的方针。”但这种情况将很快发生变化，嘉士登说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放松了对私营企业的控制 – 当时正值非常矛盾的时代，资本形成的手段尚未充分确立。尽管如此，私营部门仍蔚然兴盛，国家在之后也制定了法律政策来支持发展。 “我认为，中国目前的非政府组织就像是80年代的私营企业，”嘉士登说道，“我希望在未来几十年里，政府将制定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来帮助他们蓬勃发展。” 需要蓬勃发展的远不止于此，宾夕法尼亚大学材料科学和机械工程学教授约翰·巴萨尼（John Bassan）说道。在未来二十年内，全球的能源需求预计将翻番，而有限的石油储量不均匀地分布在全球各地，因此，我们需要做的不仅仅是保护。“环境保护是困难的，”他说道，“我们还必须提高效率。” 这意味着可再生能源将成为主要焦点，特别是太阳能，巴萨尼说道。虽然可供选择的可再生能源有不少 – 包括风能、生物质能等 – 但他提出，从长远来看，太阳能可能是最可行的解决方案。“这是一种非常清洁的能源，我们必须尽其所能，寻求利用这种能源的方法。” 多好才是足够好 清华大学公共政策和管理学教授齐晔指出，在朝着低碳社会目标发展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不少进展，但是仍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的人均能源生产量的效率是中国的四倍，但从能源消费量来看，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美国与中国的能源消费量的比例为10:1。” 这有助于了解政策的侧重方向。“美国的多数政策针对的是制造业和商业而不是消费者，”齐教授说道。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很难针对消费制定政策。“美国不会将消费者行为列入政策目标，因为消费者是选民，”他指出。 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前任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指出，抛开政治因素不谈，与发展减排技术相比，让人们改变生活方式要难得多。例如，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如果发现减少汽车排放的新方法，人们只会更频繁地开车，他说道。 部分问题须归咎于中国的城市化建设，许多主要的城市中心正在重蹈美国城市的覆辙，周说道。比如北京，城市开发商建设了宽阔的街道和杂乱无序的郊区，然后让人们搬离商业区，造成很长的通勤路程和交通拥堵。更糟的是，国内许多城市正在效仿北京的发展模式，建造他们自己的不可持续的城市建筑，宽阔的林荫大道、杂乱的郊区和分散的商业区。 但是，周也肯定了气候变化运动的整个进展，从法律结构到国家针对个人消费制定的政策。他表示，我们应当侧重于可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而不是无法实现的“最佳”解决方案。我们的目标不是“低”碳而是“更低”碳。理念的改变会对行动产生巨大的影响，周说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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